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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历史远比故事精彩得多——1931年悬案，1949年解放后破案 [复制链接]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纪实文学）
文/东方明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m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日：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一、松江交割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 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人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四、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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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8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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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曹家渡大劫案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 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